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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汉家重儒术，儒门自创立以来，没有一朝一代像汉朝这样重视儒术，不仅天下郡县有学校，仅太学就有太学生三万人。士人之众，亘古未有。可是这么多士人却没有带来大同之世，反而带来了大乱。

    这是很多人都觉得无法理解的地方。在此之前，很多人都觉得是朝廷亲小人，远贤臣，重用外戚和阉党，清流斥退，浊流横行。现在看来，这个结论恐怕流于肤浅了，虞翻的见解更接近于实际，大汉的崩溃和士人的数量猛增有很大关系。想做官的读书人太多了，数万人游荡在洛阳城，就算把所有的外戚、阉党清都除掉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官职来安排他们。在仕途利禄面前，能行道、守道的人越来越少，私心作祟，门生故吏因此而起，结党营私在所难免，党锢之祸几乎是势在必然。

    孙策拓展士人的定义，将农工商和武人都纳入士人的范围，不仅没有对士形成挤压，反而给了他们一个迅速壮大的机会。仕途毕竟是有限的，但学问是无限的，士人不再汲汲于仕途为念，并没有因此失去仕途，却打开了另一片天地，士人的数量不再成为限制。有印书坊，有幼稚园、郡学、木学堂和讲武堂，用不了多久，士人的数量就会得迅速提升。从这一点来讲，孙策的功德不亚于夫子创立儒门，有教无类。

    “将军则不然，既明士道，更能养士。使文士著书史，武士战疆场，医术治百病，匠士造器物，农士勤稼穑，各展所长，各安其业；兴教育，建诸堂，使百姓子弟能受圣人之教，士人日众，天下皆士指日可待。功不亚于伏羲创易、仓颉造书、夫子立儒门，故士人之心在将军，天命亦在将军，不兴其谁？”

    辛毗忍不住问道：“长史所言，甚是有理。不过我亦有不解之处，还请长史指教。”

    “说。”

    “将军明士道，行新政，建诸堂，的确是不世功业，有开创之功，但有开创之功并不等于就有天命。你刚才提及伏羲、仓颉和夫子，伏羲、仓颉久远，暂时不论，夫子可未曾有天下？如果朝廷西迁关中，荀彧在关中效仿将军，推行新政。曹操在益州，曹昂在兖州，皆有效仿之举，就连袁谭在冀州也有继踵之意，难道他们都得了天命不成？”

    “说得好！”虞翻赞了一句。“你们一定也有这样的疑问吧？”

    众人笑笑。虽说辛毗有故意挑刺的感觉，但他们也的确有这样的疑问。只有郭嘉摇着羽扇，笑而不语。孙策原本也有些疑问，一看郭嘉这副神情，忽然有所领悟。以虞翻的聪明，他怎么可能在这么重要的场合留下破绽，让别人抓住。如果有破绽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：他故意留下的陷阱。

    “伏羲久远，仓颉也不近，这两人我们都暂且不论，只说夫子。夫子文武兼备，为士之楷模，圣之时者，为何他未得天命，不仅不能用于鲁，周游列国也未能立足？无他，未得其地也。鲁地多山少田，东有齐，北有赵，南有楚，如何能立国？若他能效舜避丹朱，泰伯避季历，事则不然。伍员、范蠡之辈，德能不及子路、子贡，亦能乘风云而起，以夫子之德能，迁居于吴，以子路为将，子贡为相，焉知不能立国而有天下？”

    辛毗愕然，盯着虞翻看了半晌，咬咬牙，退了回去。众人见了，也忍俊不禁，暗自感慨虞翻口才好。虞翻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最后居然还留了一个陷阱，真是太阴险了。舜避丹朱是孙策早就在宣传的故事，其意是暗示自己是舜，长安的天子是丹朱，虽然一时不得不避，但将来终究是要有天下的，是为他自己造势。虞翻在这里又提泰伯奔吴，等于在为孙策造势之外，又为吴地造势，契合东南有王者气的传说，为吴地立国造势。

    有其人，有其地，再加上天命所归，不改朝换代都说不过去。至于与孔子并世的夫差、勾践，谁在乎他们，况且现在东吴也没有有和孙策抗衡的人。

    孙策心里明白，虞翻在为他的阳羡立都计划打伏笔。不过这个计划并不容易。在哪儿立都不仅涉及到地理形势，还有经济利益。帝都在哪儿，哪怕是临时的，都会对当地百姓带来很多好处，名利双收。只要立过都，哪怕只一天，将来都可以减免赋税。这可是为本地百姓谋福利的好事，谁敢轻易放弃？

    果然，短暂的沉默后，张纮不紧不慢地开了口。“仲翔之意，是正名之外，将军返回吴地么？”

    虞翻点点头。“请长史指教。”

    “仲翔说天命在将军，我非常赞同。将军明士道，行新政，使士人各展其长，各得其所，这的确是天下大同的必经之路，非将军不能当此大任。正名亦是当务之急，使五州一体，知君臣之义，方能同舟共济，安内攘外。但天下未安，立国于江东，偏居一地，我以为不妥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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